摘要：西方的翻译家通过对翻译理论的阐述来揭示译者在翻译行为中的身份，而我国翻译史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翻译全过程中译者的参与者身份特别明显。对翻译主体性的认识应该包括译者在翻译行为中的身份和在翻译全过程中的参与者身份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尽管译者是翻译行为的主体，但没有摆脱在翻译全过程中的仆人身份。

关键词：译者，身份，翻译行为，翻译过程

奥克塔维奥·帕夫(Octavio Paz)说我们一开始学说话就开始学翻译了。小孩子问母亲一个词的意思，其实就是要让母亲将不懂的或不熟悉的词翻译成小孩子已经知道的词（Paz, 152）。翻译同语言一样古老，翻译的历史也就是人类交流的历史。古往今来，交流的主体即译者有着各异其趣的形象，这些形象体现了不同时期对翻译的认识。本文把翻译区分为翻译行为和翻译的全过程，分别考察中西方的译者身份，希望能有助于对翻译的主体性认识。

一、西方翻译行为中的译者身份

在罗马帝国时代，翻译的目的是使外来文化归顺并溶入目的语文化，从而丰富目的语的审美情趣，因此采取掠夺式（looting）的翻译，是否准确传达原作的语言内涵和语义内涵，不是译者的首要考虑(Schulte,2)。到了公元四世纪，哲罗姆(Saint Jerome)甚至宣称译者把原文的思想内容看作囚犯(the translator considers thought content a prisoner), 利用征服者的特权将其移植进目的语 (Friedrich, 12)。译者完全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征。尼采说得更清楚，“翻译意味着征服”(To translation meant to conquer)(Nietzsche, 69)。中世纪英国的阿尔弗烈德国王(King Alfred)对原作采取一种随心所欲的态度，译者应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取舍（谭载喜，46）。此时的译者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是征服者，是主人。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翻译依然是对原文进行残酷剥削（a rigorous exploitation）(Schulte,2)。译者考虑如何将外来语的语言结构引进目的语中来丰富其语言结构，并尝试引进新的写作风格,是否曲解了原文的固有意义则不是译者关心的事。译者是一个剥削者的形象。

十八世纪中期，翻译家和作家认识到其它语言并不比自己的母语低下，开始采取平等的态度对待原文。翻译开始容忍文化的差异，翻译只能试探性地接近原文(tentative approximation)，鼓励向原文靠近。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提出原作产生一切力量(All the power is generated by the original)(Friedrich, 16)。译者要么屈服于原作，要么占领原作(the translator will yield to the original text or conquer it) (Friedrich, 15)。于是巴托(Charles Batteux) 认为译者处于从属地位，原作者是主人，译者只是仆人，只能紧跟原作者忠实地再现和反映原作的思想和风格，不能僭越仆人的身份进行创作，不能进行任何修改和增减（廖七一,8）。茹科夫斯基(V.A. Zhukovsky) 认为散文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只能亦步亦趋（廖七一,9）。德莱顿（John Dryden）认为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认为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却属于主人的（谭载喜,153 ）。译者就从征服者变成了仆人或奴隶。译者要为原作者负责，对原作负责，还要对译文读者负责，要让他们像阅读用自己母语写的东西一样。到了近代，虽无奴隶一说，但译者的从属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变。

二十世纪是翻译的世纪，各种翻译理论层出不穷，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翻译进行认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发表了《译者的任务》一文后，译者的身份得以重新定位。本雅明认为翻译是原作的再生（their translation marks their stage of continued life）。译者的任务就是在翻译再创作时释放和解放被禁锢在原作中的纯语言(it i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to release in his own language that pure language which is under the spell of another, to liberate the language imprisoned in a work in his re-creation of that work.)(Benjamin, 81)。本雅明认为词语均有情感内涵(we say of words that they have emotional connotations)。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不遮蔽原文，不阻挡原文的光泽，而是让纯语言更加全面地映照原文(a real translation is transparent; it does not cover the original, does not blocks its light, but allows the pure language… to shine upon the original all the more fully)(Benjamin,81)。译者变成了解放者。奥克塔维· 奥帕夫(Octavio Paz)也提出了相似的解释，译者拆解原文中各个元素，让这些符号自由流动，然后再将其回归到语言(…dismantling the elements of the text, freeing the signs into circulation, then returning them to language) ( (Paz,159)。

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认为意译是一种暴行(the term “free translation” smacks of knavery and tyranny)，最拙劣的直译也比最美的阐释有用一千倍(the clumsiest literal translation is a thousand times more useful than the prettiest paraphrase) (Nabokov, 127)。如译者只翻译原文的神(spirit)而没有翻译出原文的文本意义(textual sense)，那就是在中伤作者。要成为译者，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如他所说，要把普希金的《奥涅金》翻译成法语，必须具有以下这些方面的确切知识：拜伦的作品，法国十八世纪的诗歌，普希金的生平，银行制度，俄罗斯当时的军衔制度，有关俄罗斯占卜的歌谣，手枪决斗的规则， 当然还有俄语。译者仿佛应该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人，游刃有余地穿梭于两种语言之间，解剖(dissect) 原文，然后再把它组装(mount)起来（Nabokov, 135）。

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通天塔之后》用阐释学的观点来解释翻译的过程。其描述的翻译过程包括四部分：原真信赖(initiative trust)指译者相信原文有可译的东西；侵略或侵入(aggression or penetration)指译者采取侵略行动，提取原文，把原文当作捕获的奴隶(captive slave)，对其挪用和施暴(appropriative and violent)；吸收(incorporation)指译者吸收原文意思后，用自己的话将其表现在译入语中；补偿(compensation)指原文因翻译而增强，从而出现不平衡，需要进行补偿。斯坦纳对原文的侵略受到女性主义者的批判，认为这是一种充满暴力的男性中心意象 (violent male-centric sexual imagery) (Steiner, 312-435)。

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人们在探讨将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品翻译成权力语言(the language of power)英语时，发现有删除和曲解。斯皮瓦克(Spivak)认为翻译在殖民化过程中起到过主动的作用，将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广为传播，是翻译史上不光彩的一页 (the shameful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unday,134)。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认为传统的二元翻译理论把原文和译文分成两极，原文是男性的，主导的，译文是女性的，从属的。她主张翻译是双性的，从而否认译文和译者的从属地位（廖七一,58）。西蒙(Sherry Simon)把翻译实践当作一种政治活动，要让语言为女性说话，从女性翻译理论的角度提出要采用各种翻译策略让女性在语言中可见(my translation practice is a political activity aimed at making language speak for women….used every translation strategy to make the feminine visible in language) (Simon, 15)。反对把译文看作是派生的，低下于原文，从而对原作进行大量的改写。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尼兰詹(Niranjana)建议译者一要质疑（question）任何殖民主义的东西，二要采取干预的方法(interventionist approach)，把翻译作为后殖民主义文本的战场和例证(translation is thus seen as the battleground and exemplification of the postcolonial context)(Munday,135)。译者又重新回到了主人的位置。

巴西食人者的翻译理论提出翻译可用“吃人”(cannibalism) 一词概括，吃不是占有原文，而是解放原文，是译者吃、消化原文后，让自己获得自由，进行创造性翻译。译者“吃”了原文可以获取创造的力量(empowering),并从原文和与原文有关的文化积淀中得到滋养(nourishing)(蒋骁华,64)。这更是将译者的强权地位表达得淋漓尽致。

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发现英美翻译传统中一直有保持语言流畅的倾向，使译文变得透明(transparency)，让读者误以为读的就是原文，而不是译文(the translation is not in fact a translation, but the original)，从而使译者隐身(invisibility of the translator) (Venuti, 8)。韦努蒂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作者权一直占据主导地位(the prevailing conception of authorship)。译者从此消失了。

二、译者在中国翻译中的身份

我国翻译的历史源远流长，始于以不同语言作为工具而进行的交流。“象胥”是对南方各地的翻译官的称呼，周代对专管其他各方的翻译官有正式的称呼，《礼记﹒王制》中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陈福康,3) 大抵这时的译者是作为政府的官员，得以为政府服务而享有较高的地位。

从东汉开始的佛经翻译到唐朝时达到极盛。这翻译的事业足足经过一千年之久，也不知道翻译了几千部，几万卷。所以胡适说“这样伟大的翻译工作自然不是少数滥调文人所能包办的”（胡适,68）。佛经翻译最初是经人口授而译出的，因此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反对翻译佛经删繁从简，随意增减，“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葡萄酒之被水也”，批评支越等人是“斫凿之巧者”、“窍成混沌终”（钱钟书,29）。玄奘译经的质量达到自有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他精熟两种语言，深通佛理，译出时出口成章“意译直译，圆满调合”（梁启超,62）。他提出“五不翻”，即神秘语，多义词，中国没有的物名，久已通行的音译，以及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不翻”即采用音译（陈福康,34）。佛经翻译的译场组织由国家资助。玄奘把译经进行了十一种分工，经过十道工序。这些译者是位居高位的僧侣。

十七世纪初到十八世纪中叶，形成第二个翻译高潮。这与欧洲一批耶酥会士向东方进行宗教扩张有关。为不使中国人感到他们有侵略扩张的异志，利玛窦等人逐步采取了“学术传教”的方针。其翻译目的非常显然，如天主教史学者徐宗泽指出：“原利子之译《司铎日课》，……盖欲为培植中华本籍神职班。”（陈福康,48）。首先翻译的是天主教普及类著作，强调的是达意，以使经旨能够流布。随着翻译经验的丰富，传教士们不得不传播一点作为“教会的恭顺的婢女”的科学，利玛窦说“现在只好用数学来笼络中国人的心”（马祖毅,121）。翻译进而要求兼通雅俗，如“书中有舌，如获面谈也”。徐光启是这时最有名的译者之一。他以明确的语言提出翻译的思想：“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陈福康,48）。翻译工作就是虚心吸取别人的长处，洋为中用，以超越前人。译者是这些传教士及与他们很熟的中国学者。

到了近代，海禁大开，几次大败仗和外交上的吃亏，知晓华夏还有不及夷人的地方。知识分子开始了救国保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艰辛历程。翻译活动日益频繁，理论更丰富。严复博览群书，深谙西方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他提出的“信达雅”标准一直影响着我国的翻译活动。沈苏儒 先生详细列出的109家评论中，其中对“信达雅”说持肯定态度的有58家，持基本肯定或不否定态度者有27家，持否定态度者有17家，不置评者7家（沈苏儒,112）。可看出主流是肯定的。严复以身作则，精选原书，认定先后缓急，并潜心研究所选的书，翻译时加案语旁征博引，解说详明。许均尊严氏为我国近代译学之父，指出“严复的信达雅三难说，……表现出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译事的自觉追求……并提出明确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实践”（许均,1998）。严复的翻译活动也由官方行为变为个人的作业，选择原作也是出于个人的选择（王宏志,116）。林纾是与严复并列的大译家，最多最集中地介绍了西方文学作品，翻译的西方小说有180余种。他在译文“序言”和“译余剩语”中提出了对翻译的看法，认为翻译是为了“开民智”，否则就像“不习水而斗游者”（林纾,161）。钱钟书 w:st=on>钱钟书</st1:PersonName>先生称赞林纾前期“和他翻译的东西关系密切，甚至感情冲动得暂停那支落纸如飞的笔，腾出工夫来擦眼泪”（钱钟书,711）。这强调了译者的情感活动对翻译的影响。由于林纾不懂外语，选择原文的权利在别人，只能听人口授，进行了很多删减，也有增补。

“五四 ”以来，不少作家皆从事翻译，作译并举。译者握有翻译的选目权，翻译属于个人劳动，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际逢“乱世”的历史语境使他们普遍有强烈的言说欲望，翻译和写作交替成为言说和宣泄的方式，翻译和创作之间存有一种互动关系（王友贵,1）。鲁迅和周作人想纠正林纾的“任情删易”，竖起“直译”的旗子，是对泛滥成灾的意译法的反动。同时鲁迅批评那些把“创作”看作“处女”，把翻译贬为“媒婆”的人，翻译并不比创作容易。还自比为“偷外来的火，烧自己的肉”（许广平, 315）。郑振铎认为翻译和创作同等重要。他说“翻译者在一国的文学史变化更急骤的时代，常是一个最需要的人。虽然翻译的事业不仅仅做什么‘媒婆’，但是翻译者的工作的重要却更进一步而有类于‘奶娘’”（陈福康,219）。进而提出译者是“人类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交通者”，译者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翻译中国最需要最合宜的作品。译者不再仅仅担当引介的角色。尽管郭沫若的“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稍加遏抑”受到许多人的批判，但他在翻译雪莱的诗所写的序言中说，“男女结婚是要先有恋爱，先有共鸣，先有心声的交流。我爱雪莱。我能感听得他的心声，我能和他共鸣，我和他结婚了。——我和他合而为一了。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一样”（郭沫若,334），强调译者主观感情的自然而然的参与和融入。茅盾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更须自己走入原作中，和书中人物一同哭，一同笑”（茅盾,349）。对译者论述最详细的是郁达夫。他指出“信达雅”是翻译完成后的“外的条件”，提出“学思得”作为翻译之前的译者本身的“内的条件”。“学”是对于一种著作的深湛研究，并不单指懂外国文的程度而言。他以翻译泰戈尔、拜伦的作品为例，说明必须研究了原作者所在国家的传统思想，风俗，习惯，以及作者所处的环境，至少要把他们的重要作品，日记，书简，和同时代人作的关于他们的记录读一遍，方能配得上从事翻译。“思”是从头到尾，设身处地的陪作者思索一番，才能对得起作者，因为作者花费了几年的血汗，才赋予他的思想一个形式。“得”是最要紧的一个条件。 动手翻译之前，“至少要完全了解作者的精神，而作者的精神的了解，不是单通过外国文字可办得到的……我想最卑之论，亦只应降到译者能完全了解原文的真意而止”（郁达夫,395）。由于这时期的译者分属两大阵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都有丰富的写作经验，因此对自己作为译者的论述不多，他们之间的纷争也是围绕翻译和创作展开的。此时的译者身兼两职：翻译和写作。

解放后到文革，翻译研究总的说来无大的突破，徘徊于原有的认识水平上，经验漫谈有余，科学阐发不足（陈福康,475）。但傅雷对译者的要求之严格是当代译学家中无出其右的。他说“译者不深刻的理解、体会与感受原作，决不可能叫读者理解、体会与感受。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 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到四到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如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才能慢慢琢磨出来”（傅雷,626）。同时提出译者要认清自己的所长所短，弄清楚自己最适宜于哪一派，还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这强调的是译者自身的修养要能达到与作者同等的地步，再去解剖原作，同原作平等地对话。

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翻译研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提出建立翻译学的构想。其中对译者的主体性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台湾的余光中说“原作者是神灵，则译者就是巫师，任务是把神的话传给人……译者介余神人之间，既要通天意，又得说人话，真是‘左右为巫难’”（余光中,55）。谢天振提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袁莉提出从“译者的抉择”到“译者摆布文本”（许均,2003:9），杨武能先生提出的翻译活动的主体是译家，文学翻译家= 学者+作家（杨武能,10）。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的地位逐渐得到确认。

三、译者身份的分析

在西方，译者的身份由征服者，主人，剥削者到仆人，奴隶，再到解放者，全知全能的人，最后变成施暴者，操纵者，吃人者，最终消失了。西方强调的是译者在翻译行为中的作用。在中国，译者由官员，到僧侣，再到学者，作家，最后成为作家加学者，体现的是译者在翻译全过程中的参与者身份。对译者身份的不同看法，实际上反映出不同时期对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译入语文化作为强势文化时，外来文化只能是被侵略的对象，译者可进行随意改写。而一旦交流的双方趋于相似的文化地位，就表现出尊重原作，译者以原文为中心，文本决定一切，虔诚地靠近原作，其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不被承认的。

而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出现以后，受翻译“操纵学派”(manipulation school) 的影响，译者的主体性日渐彰显，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提出翻译就是改写(translation as rewriting)。翻译被译者操纵，译者是翻译行为的主体，许均，谢天振，穆雷，杨武能，孙艺风，袁莉，诗怡，查明间，田雨等已在近来的《中国翻译》上有了很多很深入的讨论。

译者又被权力操纵，即勒菲弗尔提出的翻译要在文学体系内发挥作用受三个因素的控制。（一）文学体系内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 within the literary system)，包括批评家，书评家，有权决定选取教材的老师，和翻译家。当一作品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相差太远时，专业人士也许会出来干预和遏制。（二）文学体系外的提携人或赞助人(patronage outside the literary system)，指那些足以促使或阻止文学的阅读、书写或重写的力量（包括人和机构）(Lefevere, 15)，他们可以是一些人，宗教团体，政党，社会阶层，朝廷，出版商，以及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传播媒介，他们协调文学系统跟其他系统的关系，从而构成一个社会或文化。勒菲弗尔(Lefevere, 16)指出提携人包括三个元素：一是意识形态上的，足以左右作品形式及内容的选取和发展；二是经济方面的，提携人必须确保作者及重写者能够解决经济问题，包括提供金钱和职位，还有是对专业人士提供薪酬、稿费或版税；三是地位方面的，专业人士接受赞助还代表了他们能够融入某些团体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三）主流诗学(the dominant poetics) (Lefevere,26)，包括文学样式和文学角色的观念，即文学与她赖以存在的社会的关系(Munday,128)。因此译作的产生是一种权力关系的结果。但译者受到权力机制的制约还探讨的不多。王宏志在《权力与翻译：晚清翻译活动赞助人的考察》中对勒菲弗尔的理论及应用作了详细的论述。社会中的权力架构积极地操控和监察着各种各样的翻译活动，为配合他们的需要，译者在选材、翻译策略以至理论的阐述上都受到赞助人的控制和影响（王宏志,95）。作为官员的译者，受到朝廷对译者职位设立的控制。作为赞助人的朝廷如认为需要译者时，译者的地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如朝廷认同译者的行为时，便能很有效地推动他们所要进行的翻译活动。作为僧侣的译者则受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主流社会需要把宗教作为显学时就组织译场进行大量的翻译，而一旦宗教不再被赞助，则译者的活动慢慢归于消隐。作为学者和作家的译者，会受到专业内部人士的制约，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论战就是最明显的例证，还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时代和文学史都选择了鲁迅，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当今，译者受到权力机制的制约已成事实，而且也不仅限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流通。翻译丛书的选择，包装，策划等在很多时候是把译者排除在外，除非译者本身就是赞助人。译者在哪儿？林纾译小说，严复译书都写有案语、题跋或序跋，在译作后面写有类似序跋文字一类的东西，几乎篇篇有译后记，附识或引言，借此坦言在阅读和翻译过程中与作者对话的感受，而现在只能在翻译作品的标题页和版权页才能找到他的名字，以前的“译者的话”，译者写的序言和后记全部变成了该书主编写的“主编序言”。偶尔还能在不起眼的书页下方找到“译注”两字，向读者述说着这是一本翻译作品。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的“社会与思想丛书”，封面上没有译者的名字，只在标题页和版权页上标注了译者的名字，没有主编序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知识丛书”封面，标题页和版权页上标注有译者的名字，有主编序言。

由此可见，译者没有摆脱在翻译全过程中的仆人身份，尽管可大胆地在翻译行为中担当起主人的重任，艰辛地耕耘。谈论译者的主体性，这两者均不能有所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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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ntity of Translator

Huang Dexian Du Xiaojun

Abstract: Western translators identify the role of translator in translation activity through theoretic analysis while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features the translators’ role in the whole translation process as anticipates. The identity of translator should include the both of them. Though translator is the subject of translation activity, he is still the henchman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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